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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离婚协议关于房产归属的约定能否对抗之后产生的债务的强制执行?

作者:陈强锋律师来源:访问:83时间:2020-06-12


案件来源


刘会艳与周东方、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邢台依林山庄食品有限公司、中元宝盛(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郑磊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案【(2017)黔民初173号、(2018)最高法民终462号】


案情简介


一、刘会艳于2005年4月18日与郑磊登记结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05年10月30日,以郑磊名义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某区某房,总房价为370,337元,登记在郑磊名下。


二、2005年12月14日,郑磊作为借款人,北京市通州区城关农村信用合作社为贷款人,本金顺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个人住房借款合同》,贷款29万元买房,期限10年。


三、2012年12月18日,刘会艳与郑磊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双方离婚时约定,婚生子随刘会艳共同生活,同时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的北京市某区某房归刘会艳所有;该房屋剩余贷款由刘会艳承担。但诉争房屋没有过户到刘会艳名下。


四、2014年10月16日,郑磊与周东方及融投公司、依林公司、宝盛公司之间发生借贷关系。2017年3月2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周东方与依林公司、融投公司、宝盛公司及郑磊民间借贷与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作出(2017)黔执28号执行裁定,对登记在郑磊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某区某房进行查封。刘会艳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黔执225号执行裁定驳回刘会艳提出的异议请求


五、刘会艳遂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民初173号民事判决,驳回刘会艳的诉讼请求。刘会艳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初173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462号民事判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刘会艳上诉理由部分成立。


裁判要点


《离婚协议》生效时间在先,借贷与担保合同纠纷形成的债权及法院对诉争房产查封的时间在后,且刘会艳未办理诉争房产过户登记存在正当理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


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应当理解为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



法院判决



以下为该案在“本院认为”关于刘会艳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问题的论述:


关于刘会艳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民事诉讼法设立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保护相关民事主体对标的财产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保护其不因标的财产被强制执行而遭受不可逆的损害。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比较有关权益的形成时间和权益的内容、性质、效力以及对权益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是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因此,判断本案中刘会艳就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就应从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对权利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


从本案查明事实看,刘会艳与郑磊于2012年12月18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登记离婚,该《离婚协议书》盖有民政部门公章并备案于婚姻登记部门,具有登记公示的效力。根据《离婚协议书》,刘会艳即取得了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过户登记的权利。但因双方离婚时该房屋尚存在按揭贷款未全部偿还而被办理抵押登记,刘会艳在未全部清偿按揭贷款并办理解押的情况下,无法申请办理过户登记。对此,不能认定刘会艳存在主观过错,该情形属于非因刘会艳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该离婚协议是双方在离婚时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处分行为,是一种债的关系,刘会艳据此针对该房产享有的为债权请求权。刘会艳与郑磊协议离婚以及对案涉房屋的分割早于郑磊对周东方所负的债务近两年,可以合理排除刘会艳与郑磊具有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虽然周东方提出刘会艳与郑磊协议离婚涉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但未举示相应证据,不能认定刘会艳与郑磊的离婚系逃避债务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刘会艳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办理过户的权利与周东方对郑磊的保证债权均为平等债权。


从权利内容看,周东方对郑磊享有的保证债权的实现以郑磊实质上所有的全部合法财产作为责任财产范围,并不单一地指向案涉房屋;而刘会艳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办理过户的权利则直接指向案涉房屋本身,其权利针对性更加强烈。从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看,男女双方之间的离婚协议,往往基于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统筹安排,有关财产的分割也往往涉及到其他有关义务的承担,另外还包含了情感补偿、子女抚养以及对一方生存能力等因素的考量,在财产分配上对于抚养子女一方作适当倾斜的情形较为常见。此类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如无明显的不正当目的,亦未严重损害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则既为法律所允许,也为风俗所提倡。保证债权的权利保护,主要体现为交易的平等性和自愿性,并不涉及情感补偿、生活利益照顾等因素,在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上,不及于离婚财产分割。


另外,夫妻离婚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经过一段时间后,在有关当事人之间以及相关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如果不存在合理的必要性,不宜轻易打破这种稳定的社会关系。本案的基本案情与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案件所认定的事实具有高度相似之处,基于相类似案件作相同处理的内在裁判要求,本案亦作与该案相同的裁判,认定刘会艳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实务经验总结


一、执行异议之诉的证明标准低于执行异议的证明标准

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裁判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严格的外观主义裁判标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才能够成立。然而,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异议人请求权主张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


二、夫妻一方基于《离婚协议》约定主张排除执行的,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房屋产权虽登记在另一方名下,但房屋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基于其他原因只登记在一方名下;《离婚协议》生效在先,而且非因刘会艳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在没有其他财产分割的情况下,异议人刘会艳至少对诉争房屋享有一半的所有权,基于《离婚协议》之约定,刘会艳享有将另一半房产变更到自己名下的请求权,最高法院阐述了在综合考量该请求权的形成时间、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对权利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因素后认为该请求权能够阻却申请执行人对诉争房产的执行。


三、此外,关于被执行人和案外人恶意串通逃避执行的认定,只要案外人请求排除执行的权利基础的形成时间早于申请执行人获得金钱债权的时间,一般不会被认定为恶意串通逃避执行。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

第二十五条 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

(一) 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


第二十七条 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 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

(三) 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

(四) 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1〕15号)

第二十六条 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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